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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咱们的老校长”
发布时间:2021-11-15 05:35

  王梓坤,1929年生,江西吉安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1952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1952年至1984年在南开大学任教,1984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随机过程论》《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科学发现纵横谈》等。

  1948年6月,19岁的王梓坤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江西吉安固江镇枫墅村,敬神祭祖,拜别母亲。他即将远行,去长沙考大学。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亲人再见。这一别,王梓坤的确走得很远,到武汉读书,留学莫斯科,在南开大学任教,当北师大校长,做中科院院士。

  王梓坤11岁时,父亲病故,他和母亲、兄嫂一家靠租种几亩薄田勉强度日。多亏同学吕润林资助旅费,他才有机会去长沙考学。

  到了长沙,离大学招考的时间还有三个月,王梓坤在江西人办的庐陵小学谋到临时教职。学校有宿舍、有食堂,他生平第一次拿到了工资,终于能够养活自己不用四处借债了。

  王梓坤报考了五所大学,都考中了,他选择了有奖学金的武汉大学数学系。那年秋天,王梓坤背着一张席子、一床旧被子第一个到学校报到。那时,武大的学生宿舍楼位于半山腰上的樱园,楼有四层,分为四个门洞,共十六斋,以“千字文”中的前16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分别命名,王梓坤住在“宙斋”。冬天很快来了,宿舍里既潮又冷。王梓坤有一件毛线衣,是父亲的遗物,他就靠着这件毛线衣再加一条宽大的农家裤子过冬。实在太冷,他或者出去跑步,或者在床上披着被子看书做题,手脚经常是冰凉冰凉的,生了冻疮。直到现在,他手上还有一个印子没消下去。

  有吃有住有书读的生活,王梓坤十分满足。一位同学介绍他周日去图书馆帮忙,每月的报酬够买几块肥皂,解决了洗衣服的问题。有多余的钱,他就攒起来买牙刷牙膏,时间长了,还可以买条毛巾。

  1950年7月,王梓坤入党了,还担任了理学院的党支部委员和数学系的团支部书记。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凡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一定竭力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设助学金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系里有25%的学生可以获得资助。那时,贫困生很多,数学系党支部号召党员吃苦在前,尽量放弃助学金名额。王梓坤也表态放弃助学金,但是他流泪了。他毫无经济来源,是班里最困难的学生,同学们都清楚。经过反复讨论,党支部认为对王梓坤的情况应该特殊对待,他的助学金保留了下来。这件事,王梓坤始终心存感激。

  1952年7月,王梓坤从武大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他与武大的30名同学一起去北京报道,火车风驰电掣般前行,意气风发的青年一路高歌,青春的火焰,简直把车厢都烤红了,同车的旅客不禁也一同高唱起来。等到了北京才知道,分配方案变了,王梓坤被分到南开大学做助教,其他同学也都改派了。

  成为大学教师之后,王梓坤深感自己所知不足,课余时间常从图书馆借书来看。那时没有明确目标,抓到什么就看什么。系主任曾鼎鉌见他好学上进,邀请他一起翻译苏联的两位院士留斯切尔涅克与拉弗林契叶夫合著的教材《变分学教程》。王梓坤从未接触过变分学,边学边译。两年后,曾鼎鉌通知他说这本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并给了300元稿费。在50年代,3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王梓坤暑假回乡探母,为家里买了一头耕牛。

  自从1952年8月开始领工资后,王梓坤每月给家里寄钱。母亲过世后,他仍然寄钱给兄嫂,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每月发了工资,他总是在一两天内将钱寄出,月月如此,从未间断,直到兄嫂过世,前后近50年。

  1954年,学校推荐王梓坤到苏联读研究生,他先到位于北京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补习俄文。学俄文,王梓坤并不感到困难,他面临的问题是:数学的分支甚多,到苏联去学哪一门数学呢?他找到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关肇直咨询。关先生建议他学习概率论,因为概率论的应用十分广泛,而当时国内搞这个方向的人很少。后来,王梓坤又听别人说,概率论是国家急需发展而力量又比较薄弱的数学分支之一,从而更加坚定了学概率的决心。

  方向定下来了,可什么是概率论呢?王梓坤一无所知,连这个概念都是第一次听说。机缘凑巧,爱泡书店的王梓坤,无意中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概率论教程》,作者是苏联的格涅坚科,译者是丁寿田。王梓坤如获至宝,赶快买了回来。俄专规定,学员只准读俄语,看任何业务书籍都是严格禁止的。当年北京城区不大,从石驸马大街往西北走三四里地就是农田。每天下了课,王梓坤就跑到田野里读书,节假日更是他学习的黄金时间。他读得非常仔细,在书中密密麻麻记下了心得和问题。这本教科书成为王梓坤学术生涯的起点。

  1955年8月28日,王梓坤又一次启程。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途经辽阔的西伯利亚,于9月8日到达莫斯科。

  当年的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集中了多位享誉世界的顶级数学家。王梓坤的导师是建立了概率论公理结构的柯尔莫戈洛夫,实际指导他的是柯尔莫戈洛夫的研究生多布鲁申。多布鲁申那时30岁出头,聪明能干,业务出色。与王梓坤会面时,多布鲁申问他学过概率论没有。王梓坤毫不犹豫地回答“学过”,如果不这么回答,很可能就需要在苏联重上本科或者被送回国内。多布鲁申又问用的是哪本书,当听说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格涅坚科的《概率论教程》时,他点头表示满意。王梓坤坦诚地向他说明,自己并没有在大学课堂上学过概率论,这本书是用三个月时间自学的。

  在国内,王梓坤一直是毫无争议的尖子生,到莫大读研,他却感受了巨大的压力。他的苏联同学在大学三年级时就系统地学过概率论,甚至还做过一些论文,然后再来读研究生,而他从未经过这样全面深入的学术训练。由于起点低、基础差,加之俄语不是母语,要想赶上前去,就必须在三年内做好别人五年做的事情。王梓坤本人一向认为自己的天赋不过中等,最多中等偏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拼命努力。学生时代他喜欢打球、下棋、拉胡琴,还曾上台为人伴奏,后来一一放弃,“终生不复鼓琴”。中国留学生每年暑期组织游览伏尔加河,他从来都没去过。

  在导师规定的书目中,最难啃的是美国数学家杜布写的那本大部头《随机过程》。此前随机过程的书偏于直观,理论水平不高,杜布第一次将随机过程建立在测度论基础之上。由于是开创性工作,很难把一切表述清楚;又因为作者本人水平很高,许多他认为平凡的论断都是一笔带过,从而跳跃太多,连苏联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天书。王梓坤开始读时速度很慢,一天能看懂一页就不错了。读了50页后,他的能力不断提高,而且也摸到了作者写书的脾气,就阅读越快,最后拿了下来。读毕,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两行俊秀的小字:“精诚所注,石烂海枯。王梓坤,1956年底,莫斯科大学”。

  1957年夏天,王梓坤着手论文写作,多布鲁申让他考虑生灭过程的分类,并建议采用简单过程来逼近。开始,他的进度很慢,连“问题的意义”“要找的是什么”“怎样才算做出来了”都不清楚。后来逐渐上了路,最后两三个月进展之快,连多布鲁申都有些吃惊。因为用了逼近,从无穷到有限怎样理解、如何过渡的问题困扰了他很长时间,他冥思苦想,上下求索,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有一天,他在睡梦中突然得到灵感,一下子想出来了,全部问题豁然开朗。

  数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掘出很深刻的问题,发现数学对象之间的深刻联系;另一类是按照严格化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做逻辑证明。第一种工作固然需要刻苦地思考,但灵感与直觉似乎更起作用。就像电子处于受激状态猛然跳到能量更高的外层一样,人也会在全身心地思考某个问题时处于受激状态,猛然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一截。正如《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这种情况是科学研究的“神来之笔”。

  王梓坤的论文定名为《全部生灭过程的分类》,他在文中提出了马尔科夫过程构造论中的一种崭新的方法——过程轨道的极限过渡构造法,不但找出了全部的生灭过程,而且是构造性的,概率意义明确。概率论大师费勒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使用的是分析方法,找出了部分生灭过程。王梓坤的论文得到了概率论专家邓肯、尤什凯维奇的引用和好评,后者说:“费勒构造来了生灭过程的多种延拓,王梓坤找出了全部的延拓。”

  在苏联学习三年,如期获得副博士学位,王梓坤于1958年7月启程回国。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王梓坤读了排队论。没想到,这年年底,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邀请波兰数学家卢卡谢维奇到北京讲排队论和数理统计,让王梓坤做翻译,他刚好用上了新学的内容。王梓坤课前先读讲稿,课上当堂口译,与专家配合默契。课程持续了大约半年,其间华罗庚也来听过课。有一次华老在烤鸭店宴请卢卡谢维奇,还叫王梓坤作陪。

  那年8月,王梓坤返回南开,分到概率论教研室。尽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副博士的名头很响,但王梓坤待人总是谦恭礼让,无论教授、讲师、工人、行政人员,还是班上的学生,他都非常尊重。

  回到南开,王梓坤便争分夺秒地开始了攀登科学的高峰。容国团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王梓坤则说“人生总得搏几回”。苏联的数学和数学家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有建树的数学家,在南开带出一支高水平的概率论科研队伍。

  王梓坤将他的研究生论文用中文整理出来,以《生灭过程构造论》为题写成一篇近50页的长文,1962年发表在《数学进展》上。紧接着,他在生灭过程构造论的基础上,运用差分和递推方法,求出了生灭过程的泛函分布,并且给出了这种分布在排队论、传染病学等领域中的应用。在王梓坤的带动下,对构造论的研究成为我国马尔科夫过程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1962年,他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另一交叉学科的长文《随机泛函分析引论》,这是国内第一篇较系统地介绍、论述、研究随机泛函分析的论文。在论文中,王梓坤求出了广义函数空间中随机元的极限定理,引出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后续工作。他还研究了马尔科夫过程的通性,如零壹律、常返性、马丁边界和过分函数的关系等等。这些工作全都发表在《数学学报》上。

  南开大学从1956年开始实行五年学制,56级学生在三年级结束后进入不同的学科方向,称为专门化。王梓坤在1960年讲授《随机过程》,听课的有56级、57级的概率专门化学生,也有本校和外校慕名而来的教师。当时五年级的杨向群和四年级的吴荣、赵昭彦也都去听了。有人提醒王梓坤把讲稿整理成书,于是他边讲边写。王梓坤每写一章之前,都要想好明确的目标,一切推理论证都围绕着最后的主定理展开,表述非常清楚。讲义中还介绍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想法、体会,亲切易懂。他用这份讲义连续为三届同学讲课,后来科学出版社接受了这本书,在1965年12月出了第一版《随机过程论》,1978年第二次印刷,共4万册,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把这本书作为教科书或参考书。一本科技书印4万册,那时并不多见。

  一炮打响之后,王梓坤又一鼓作气写了《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可惜“文革”临近,出版已经来不及了。直到1976年,《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才第一次印刷,1985年第三次印刷时竟然印了近十万册。《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是一部专著,也印了1万多册。改革开放后,这三本书成为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概率论的三部曲:《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入门,《随机过程论》专业化,《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初入科研领域。直到今天,这三部书仍然堪称经典。

  1960年10月,数学系举办了一场报告会,地点选在一个能容纳300人的小礼堂。会上由同去苏联留学的胡国定讲他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行地下斗争的事迹,王梓坤讲《关于数学自学的方法》。礼堂里座无虚席,不仅有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亦闻讯赶来,过道上站满了人,门口也挤得水泄不通。王梓坤对学生们说,读书先要立志,并引用宋代文学家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名句“入门需正,立志需高”,用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来激励他们。立志之后,就要付诸行动,他借用宋代词人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表达。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学生杨向群和吴荣谈到那场轰动一时的演讲,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王梓坤抓住从1959年到1965年上半年这六年半的宝贵时间,分秒必争地从事学术工作。他完成了13篇学术论文,写了两本专业课教材和一部专著,一部译著;每年开设一至两门本科生的课程,主持一至两个相当规模的讨论班。

  王梓坤刚回国时,学校房产科将他安排在南开的教工宿舍楼北村2号106房间。房间只有9平方米,北面有两个很大的窗户,靠着北村的锅炉房,见不到阳光,白天也要开灯,但是风也被挡住了,屋里很暖和。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送他来的工作人员挺不好意思,说以后再给你调吧。王梓坤却不在乎,说什么房子都可以,他在这里住了19年。

  楼里各家各户都生炉子做饭,王梓坤嫌做饭浪费时间,天天去吃食堂。人们去食堂吃饭一般喜欢早点排队,可以买到可口的饭菜。但是王梓坤连这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他总是最后才到食堂,有什么吃什么。那几年,邻居们经常看到王梓坤骑着一辆锈迹斑驳的破自行车,车上挂着两个竹篦壳子的旧热水瓶去水房打开水。邻居跟他开玩笑说:“你这辆车不用评比,肯定是南开第一破车。”王梓坤也笑着回应:“这破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你知道吗?没人敢偷!”

  “文革”伊始,北村宿舍停止供暖,锅炉房被拆掉了。于是王梓坤房间的两扇大窗直面一片荒凉的芦苇塘。窗户嵌的是单层玻璃,冬天北风肆虐,房中奇冷。洗脸毛巾冻成硬块;茶杯里的水结成冰块;早晨起来被头上面一层冰霜。王梓坤的手指、手背上长满了冻疮。就在这个房间里,春、夏、秋坐在小课桌旁,冬天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他日以继夜地写成了后来的科普畅销书《科学发现纵横谈》。

  《南开学报》从1977年第4期开始分期连载《科学发现纵横谈》。这是“文革”后冲出重围的第一批科普文章,给人们带来了清新之风,人人争相阅读。《南开学报》一时洛阳纸贵,订数从1万册猛增到5万册。上海科技出版社在1978年年初将全部文章编辑出版。这本7万多字、100来页的小书涉及一两百位中外科学家、百余项古今科学发现,但它不是科学家传记,也不是科学发现纪实,而是通过众多科学家创新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纵谈”古今中外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横论”成功者所应具备的品质——德、识、才、学。此书出版后,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读者中有中学生、大学生、大学教师、科技人员,甚至连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来信索要。

  1977年10月,王梓坤从北京返回天津,刚走进宿舍放下行李,好友就过来告诉他:“你要升教授了!”这是1963年后第一次进行职称评定。11月间,天津市政府领全国风气之先,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南开大学王梓坤和天津大学贺家李评为教授。

  王梓坤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心地善良,几乎有求必应。调离南开后,王梓坤将自己的房子交回学校。他的学生陈典发在整理他的书籍信件时,看到了一封用铅笔写来的信,字体稚拙,一位小学生希望王爷爷帮他制定一个学习计划,王梓坤还回信提出了建议。

  历史学家陈垣1971年逝世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职始终虚位以待。13年后的1984年,王梓坤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在南开教了32年书,依依惜别之后,王梓坤就要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做校长了。一介书生,面对一座历史悠久的知名学府,情况一无所知、眼前一片茫然。但是想到校长的任期毕竟有限,又想到妻子谭得伶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两人长期两地分居,王梓坤最后下了决心,只要自己“竭尽全力,秉公办事”,相信会得到师生的支持和理解。王梓坤带着这八字原则,踏上了他最不熟悉的领导岗位。

  在校长任上,王梓坤像以往一样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把一天分成四个单元:清晨、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是工作时间,他全力以赴地处理学校各项事务;早晨和晚上,则是他的读书时间,无论平日和假期。

  那时,师大的主楼是一座8层的火柴盒型建筑,王梓坤的办公室在3层东南角。清洁工打扫卫生时总是看到校长的废纸篓里有一小堆西瓜子皮。日子久了,她们才知道,校长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读书,饿了就边读书边嗑瓜子。早在她们到来之前,清晨5点刚过,校长已经在办公桌前读书了。7点半回家吃早饭,8点再到办公室上班。她们难以理解,外表消瘦文弱的王校长,哪来的这样的体力和精力?

  王梓坤非常尊重学校的老先生。当时学校有两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后更名为院士),生物学家汪堃仁和地理学家周廷儒,还有钟敬文、启功、陶大镛、白寿彝等多位文科知名学者。王梓坤经常登门拜访,听取他们对学校建设的意见。经王梓坤提议、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学校决定为这些老教授配备助手。助手差不多都配齐了,到了一贯低调的启先生这里,他却说自己不需要助手,“文革”后年轻人正需要努力学习,哪好意思让人家给我打杂呢?当时启先生的社会活动最多,无奈只得让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将启先生的事情先管起来。这一管就管了20年,直到启先生离世。

  王梓坤以他一贯的谦和态度,对待师大的教师和职工。刚当校长时,他与师大数学系的老师并不很熟,但数学系每年的春节茶话会,他必定自始至终地参加。每年春节,王梓坤都会到锅炉房、司机班、学生和教工食堂慰问。多年之后,师大的教师职工还是习惯将王梓坤称为“咱们的老校长”。老校长在校园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就下车还礼。这个经典的镜头,老辈的师大人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末卸任校长后,王梓坤又回到心爱的书斋。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继我国概率统计学开创者许宝騄先生后该方向的又一位院士。

  1993年年初,王梓坤在报亭买了一张《文摘报》,读到一则汕头大学招聘教师的广告。他有点动心,觉得外出一段也还不错,就试探着写了一封信。汕头大学校长见信后马上和数学系主任一起赶到北京,热情而郑重地向他提出邀请。

  当年3月,王梓坤就到汕头大学任教了。他仍然恪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训,每年在汕头工作十个月,寒暑假才回北京。他的学生张新生追随他到了汕头大学工作。张新生刚到时,尚未领到宿舍钥匙,准备去住酒店。王梓坤说不需要,就跟我住好了。张新生会烧几个菜,想给老师做点好的,王梓坤不让,说是“一个礼拜吃一次好的就够了”。王梓坤喜欢吃空心菜炒辣椒,他们就经常一起做这道菜。

  王梓坤外表文静,内里却有雄心。他在汕头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筹建一个数学研究所。当时王梓坤认为有李嘉诚的资助,加之汕头大学的校舍条件良好,就可以请到一流的数学家来做研究,他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这里工作。王梓坤非常认真地写了一份报告,得到学校领导支持,陆续请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所的院士陆启铿、丁夏畦。1994年,汕头大学数学所召开会议,盛况空前。除了已到这里工作的院士之外,吴文俊、姜伯驹院士等名家也来了。

  王梓坤仍然一如既往地泡图书馆,夜以继日地搞科研、写文章。他涉猎很广,除了关注数学领域的新动态,对物理、生物方面的文章也很有兴致地翻阅。1994年,他应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之邀,撰写了《今日数学及其应用》,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数学与国家富强的关系,数学在军事、天文、石油、制造业、生命科学、宏观和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详尽地列举了我国数学家在应用数学领域内的贡献,呼吁为数学强国而奋斗。文章在数学界、科技界影响甚广。

  1999年,王梓坤离开汕头,回到北师大任教。他继续主持讨论班,仍然带头讲一个小时。进入21世纪,他的学生李增沪、洪文明、张梅相继开始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学生都是王梓坤讨论班的成员。讨论班也从报告前沿文献,逐步演变为系统地、有选择性地读些专著。80岁后,王梓坤还能在讨论班上提出一些数学问题。他常常一个人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认真地准备很长时间,为学生做些有趣的报告,例如数学史、布朗运动的数学理论等。前几年,年近九旬的王梓坤,已经不能在讨论班上做完整的报告了,但每周二下午,他还会准时来到讨论班教室,坐到第一排中间,翻开书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学生的学生报告读书心得。他已经无力走到科学前沿,但有时仍会插一两句话,指出公式书写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北师大的师生仍然可以看到,老校长骑着一辆低矮的24型自行车,缓慢地行进在校园小径。有时,老伴谭得伶拄着拐杖眼巴巴地望着他远去,有学生看到了,就跑过去询问,她总是摇摇手说:“没事儿,没事儿,他又到书店去了。”

  直到去年1月,91岁的王梓坤和老伴才离开了北师大,住进了京郊的养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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